肖知兴简介
肖知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国际中国管理研究协会（IACMR）的发起人之一。于 2004年1月获得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组织行为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不同文化中的社会资本”）。他的研究领域为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认知与比较管理问题。是中国领先的商业管理杂志《IT经理世界》和《中国企业家》的专栏作者和学术顾问。著有学术随笔集《东张西望》、《纸上谈兵说管理》以及中国组织研究专著《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和《论语笔记：传统中的基业之道》。
特邀缘由
一个曾被割裂了历史的民族，自我身份的再认识就成危机，危机解决之前，越开放越迷茫。
作为管理研究者，肖知兴不认为改几件祖宗衣冠套上，就能号称“中国式管理”；而没有文化层面的身份认知，引进的管理文化往往难服水土。
所以，肖知兴走出国门后，又走入传统，于“出入”之间，探寻了中国管理制度现代化的文化支撑。
也正是凭着精深的“出入”本领，肖知兴对国内形形色色的管理积弊每击必中，每中必酣。
王学泰总结游民文化的四大特征，反社会性、主动进击精神、帮派意识、脱离宗法社会而丧失角色意识。最重要其实是两条，第一是暴力崇拜，拳头大的人有道理，成王败寇，只讲成败，不问是非；第二是义气崇拜，只讲你我，不分是非。你讲一个意见，不看你讲的是否有道理，先看你是哪一条线上的。归根到底，总而言之，就是不讲是非，不讲原则，不讲底线。游民的背景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宗法制度和小农经济，按道理这应该是过去时了，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中国人骨子里都是农民，我们骨子里其实也都是游民，暴力崇拜和义气崇拜仍然无处不在。
国家竞争力模型分为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三个阶段，中国是典型的属于要素驱动阶段的国家。大多数企业的竞争力，还是来自于人为压低的劳动力、土地、环境等生产要素的价格，这种低价再通过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的进一步传导和放大，结果就是独步天下、无人能敌的“中国价格”。然而，这种双重的人为压低机制，短期中虽然带来了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竞争力，从长期来看，却给企业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激励机制：阻碍了甚至是打断了中国企业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自然转型的过程，创新驱动更是无从谈起。在中国出口导向、重商主义、国富民穷的经济模式的主导下，温水煮青蛙，很多中国企业都已经太长时间被锁定在世界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从产业结构上、商业模式上、管理文化上都已经积重难返。虽然从企业管理的层面，解决之道还是要这么讲，但如果太多企业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做到，板子再打到企业头上，那就是一种避重就轻的滑头了。
英雄难过美人关。很多企业家在条件好了之后，就开始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了。如果情有可原，适可而止，各方以大局为重，一般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但最后如果因为情节恶劣，无可挽回，闹得要和太太离婚，一般问题就大了。这种离婚案给企业家的形象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别的人也许不了解情况，每天与该企业家打交道的中高层心里肯定要活动的：你能这样对待情深义重的太太，你将来会怎样对待我们？信任如同镜子，打破容易重圆难。做企业就是做人，尤其是在转型期的中国，在社会层面无法解决员工信仰和价值观层面的问题的情况下，企业的一把手，必须政教合一，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为整个企业提供人生哲学和精神支柱的无上责任。好的企业的一把手，不仅是公司商业模式、经营战略的发现者、调控者，同时必须是公司价值观的提供者，大家口服心服的做人的榜样。所以，一个简单的逻辑链条是：老大金子般的人品，带来的是公司钢铁般的团队（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高层的团结），然后带来白花花的银子，也就是公司经营上的业绩。
商业界的第一要义是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掠夺。狼文化所宣传的强悍、攫取、狡猾、凶残等等，正是在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模棱两可。中国文化，不管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缺的从来不是贪婪和欲望，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欲望限制在一定规范之中，保持其生产性，不让它们越过堤坝而泛滥成灾。“君子爱财”没问题，问题是如何做到“取之有道”。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缺的就是这个“道”，一套共同的、被大家公开和私下都接受的原则和价值观。大多数中国人公开讲的东西一套又一套，一会儿儒家，一会儿道家，但真正深入人心的却是一种崇拜暴力最强者、成王败寇、有奶便是娘的市侩文化和生存哲学（也就是王学泰老先生再三论述的游民文化、流氓文化和痞子文化）。强者掠夺，弱者偷窃；智者假仁义者而霸天下，愚者因小失大，贪图蝇头小利却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祸。我们寻寻觅觅，反反复复，没有找到的就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恒定的普世价值观：保护每个个体平等自由地追求各自的开明的自利的权利。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少有善终？因为“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不是迷信的说法，因为当法律落入了官僚体制的深渊中，我们只能用一种宿命论获得安慰。“国进民退”又何尝逃得了“出来混的，迟早要还”这条因果律呢？如果无法建立公正的市场秩序，国字号企业必然要逐渐从“为民谋利”蜕变到“与民争利”，沦为既得利益团体的禁脔。难道又只有等到掠夺者贪得无厌，被掠夺者忍无可忍的时候，棋桌被掀翻，一切从头再来？这既不市场又不法治的做法，相当于又在积累下一次动荡的能量。围绕着掀翻棋桌，从头再来的那种疯狂的激情，高热的亢奋，从来就是企业管理所要求的冷静和理性的最大敌人。想想难免悲从中来。
在迈进国际市场的进程中，中国企业正在承受着各种“非商业因素”的百般刁难，这是国门里的“爱国”青年们所无法想象的。
作为向来“以人为本，紧贴国际主流价值观”的华为公司，却依然饱受着国际社会“威胁国家安全”的质疑；在上海汽车和南京汽车为一个“半死”的罗孚尔虞我诈之时，印度公司却能够顺利的买下西方主流品牌。此等无端指责、厚此薄彼之事为何频频上演？
在国际市场上，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的高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来自于这一个国家的公司品牌所能达到的的高度。正如杨元庆所说：联想在国际推广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我们来自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这个新兴市场，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需要多付出2到3倍的努力。这样一番实在话，不想却引来了无数“爱国”人士的鄙夷与谩骂。
“子不嫌母丑”这句话我们讲了千年，可在不嫌弃的同时，“自作多情、妄自尊大”的情怀往往会暗中滋长，这是“坐井观天”的狭隘与迂腐。一句“不嫌弃”绝不能成为我们拒绝“正视自我，革故鼎新”的理由，在走向世界之前，我们要先“跳出深井，放眼世界”。
在世界第一海底隧道的出口处，这个看似秩序井然的地方，作者却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服务人员手中的一张奖券刮开了隐藏在背后的陷阱，刮开了阴险嘴脸掩盖下的利欲熏心。海洋馆看起来并不是那种治理结构落后，无人关心管理的国有企业。耍这样的小把戏，折损的是他们自己的信誉和长远利益，但他们为什么还执意要这么做呢？作者倾向于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社会资本的缺乏，公序良俗的蜕化和世道人心的隳坏。虽然这听起来有点陈词滥调、不言而喻，但老问题却未必不是真问题、根本问题。若一味的逃避、迂回，而不敢直面，转来转去，不过是照旧困在这片乌烟瘴气的泥淖之中，脱身不得。提起这些老掉牙、老大难的问题，不该烦死，倒该反思。
说到喝酒，都知道里头有学问。尤其是生意场上的酒桌，那水可不是一般的深。从社会管理学的角度审察，国内商业活动中的酒场文化，其实反映的是中国人之间缺乏合作的信任，试图用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仪式来代替缺位的信用制度。当然，和成熟的商业社会相比，这种酒场仪式，是额外支付的交易成本。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种费钱费时又费心的传统仪式滋味如何，“江湖”中人甘苦自知。
现代职业精神是否必须强调基层员工的自我牺牲？事业和家庭的矛盾是必然的吗？作者从华为老总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说起，阐释了现代职业精神和管理者的责任。如果一个企业以员工长期加班为荣，只能说明管理者的失职：他没有领导大家把事情一次做对。鼓励“加班”之类的“自我牺牲”，在道义和效率上都可疑。“任何号称崇高的事业，任何貌似巍峨的祭坛，都配不上耶弗他女儿那样的年轻的生命之血的淋漓”。
一旦体验过国外高速公路，你会很难容忍国内高速路管理的荒谬逻辑。“留下买路钱”的收费站多如牛毛暂且不说，不同行政区划之间，高速公路竟然也常常无法衔接：想象一下一条以上百迈的速度飞奔的高速公路嘎然而止，消失在稻田和水塘的包围之中的那种景象吧！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还穿行在同一个国家。地方保护主义的“诸侯”心态源自短视的“政绩观”，以及错综复杂的既得利益。要知道，欧洲不同的国家之间都能形成无缝的合作和对接。随着世界经济进一步一体化，未来，真正重要的也许不是国家，而是一个一个的经济体了，如果我们无法形成一种跨地区，进而跨国家合作的机制，那我们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输定了。
面向京沪外籍人士的英文杂志《城市漫步》，曾经警告将要到上海来的外国妈妈们：上海可不是一个children friendly（儿童友好）的城市，不要说专门的活动设施，很多地方可能连一块可以安安全全地让孩子们撒野的空地都找不到。而国外公共场所的儿童设施却每每总能让人惊喜：肯德基餐厅里有滑梯和玩具；芬兰航空会给小朋友准备一个小礼品袋；瑞典邮轮上有非常专业的儿童乐园，甚至有专职人员陪孩子们游戏......中国工商界对儿童的忽视的根底在于思想界与文化界中国人一贯的对儿童的漠视。我们的传统生存法则里，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之类蔚为大观，个个都往“人际关系大师”、“权谋大师”修炼，唯独缺少的就是一颗天真烂漫、至简至纯的“童心”。
现代社会的一些商人不是亦商亦官就是亦商亦盗，以价值转移而不是价值创新为核心，前者巧取，后者豪夺，都不是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之上，都不具备以平等、自由、契约为核心的真正的商业精神。而且，它们一方面被权力压榨，另一方面又与权力相辅相成，消解商业精神，压制甚至扼杀了真正的商业经济在中国的出现和成长。不要告诉我这些商人有多成功，有多富，买起宝马和宾利轿车来有多么地大方，如果没有真正的商业精神支撑，无法形成真正的现代商业文化，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为什么不少唱爱国高调、呼吁政府支持民族产业的商人，却偷偷把自己的家安在美、澳、加等国甘做二等公民？很简单，他们明白自己做的不是“长久”生意。
作者有次从杭州回上海，出租车司机因为路不熟，又没带地图，多绕了一百多里地，外搭几十元高速公路费，最后还只能花钱找人带路。让的哥来算，这笔帐实在冤枉；但要按某些经济官员的逻辑算，这笔帐就可爱了--那都是额外创造的GDP啊：汽油与汽车的损耗是一笔，高速公路的收费是一笔，带路人的收入又是一笔。也就是说，把自己左右兜的钱捣腾来捣腾去，也是可以捣腾出可观的GDP来的。光看定量指标、外在指标，不注重内涵和质量，就会带来这种荒唐的结果。
在国内的火车上，唠唠叨叨的列车广播员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中国特色”了。国外一般没有这种“热情”过头的服务，原因很简单：你怎么知道我喜不喜欢听这种节目，没有任何个体能够在公共事务上为别人做主。校园广播体操也是我们几十年一贯的特色，一大群孩子不管乐不乐意，一律圈在一起伸胳膊踢腿儿，与其说是锻炼身体，不如说是从小驯化个性。集体主义本是人类祖先在自然面前团结求生的自发追求，一旦沦为纯粹的管理手腕，其代价就是个性和活力的窒息。
